从中国农村改革之初承包下第一片土地垦荒开始，刘文豹40多年坚守种粮一线，被称为一代“粮王”；华中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儿子刘斌这一代接力种粮，带来科技新力量。两代人辗转多地改良土地两万多亩，为国家贡献9000万斤粮食，守护了大国粮仓。

　　如今，从拓荒种地到流转农田经营，全家正踏在新的时代节点上。刘斌说，国家需要年轻人种田，家庭农场守着土地，就如同守着大国粮仓的安全红线。“这既是新机遇，也是新责任。”

　　“现在你能看到的，都是我的地，很多还是老乡以为种不出来的抛荒地。”盛夏时节，小汽车在湖北省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田间小路上颠簸，车内79岁的刘文豹身板坐得直直的，话语间充满自豪。

　　“我们地里的稻子从来不倒伏。”站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稻海”前，这位新中国第一代“粮王”张口就是一本“种粮经”：“不同的庄稼，要用不同的肥料，还要注意比例。有的老乡磷肥加得多，开始庄稼是长得更好，但最后容易倒伏反而减产。”

　　从中国农村改革之初承包下第一片土地垦荒开始，刘文豹40多年坚守种粮一线，被称为一代“粮王”；华中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儿子刘斌这一代接力种粮，带来科技新力量。两代人辗转多地改良土地两万多亩，为国家贡献9000万斤粮食，守护了大国粮仓。

　　1982年，改革的春风拂过中国农村大地，在湖北省襄北国营农场当农机员的刘文豹辞了“铁饭碗”，用4台“东方红”拖拉机，承包了当地一个乡的农机代耕作业，赚到了第一桶金。

　　两年后，刘文豹承包下湖北省襄阳市古驿镇的1070亩荒地，逐渐将其改造成庄稼地。1989年，他向国家交售超20万斤粮食，成为全国百名售粮模范之一，被时任副总理田纪云接见。

　　其间，儿子刘斌、刘杰相继出生。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的拖拉机仿佛永不知疲倦。他们在农机上看过父亲打盹的侧影，也在机器发动的震颤与烟尘中见过他视线年，刘文豹在襄阳涂港村外的江心荒岛鱼梁洲签下15年契约。在5000亩沙洲上，他再次创业，鼎盛时，年产粮食超200万斤，还栽种成活上百万株防风树，发展出百亩果园。直到世纪之交，他才挥别了这片浸透8年汗水的土地。

　　54岁的刘文豹陷入困顿，这一次，去哪里开荒呢？他携妻带子驱车西行，两个月间辗转陕西、甘肃、新疆等地。最终，这头倔强的“拓荒豹”一头扎进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以东50公里的月牙湖——一片“张嘴吃沙、睁眼见荒”的流沙之地，踩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签下数千亩黄河滩涂。

　　“我在农村长大，原以为能吃苦是刻进骨子里的本事，但没想到在月牙湖种粮这么辛苦。”刘斌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2003年毕业后他没有像同学一样选择去大城市，而是来到宁夏，与父亲、弟弟一起种粮。忆起那里的风沙，刘斌至今仍常有感叹。

　　每年开春，裹挟着腾格里沙漠沙粒的狂风便翻过山脊，将整个春天锁进昏黄的沙幕里。“最苦的是头3年。”刘斌回忆，黄河泛滥，河岸塌陷，不到一个月，200多亩连庄稼带熟土全砸进了浊浪里。

　　父子3人只能往河里倒石头拦水。刘斌负责“赊石头”：“别人拉一车石头过来，就写一张借条，等秋天庄稼收了再还。”白纸裁成的借条，写了厚厚一沓。

　　贺兰山脚下倔强的黄河滩地，遇上了同样倔强的刘文豹。平土地、修道路、挖水渠、建泵站、修水闸……终于，第三年转亏为盈，粮食年产量超过400万斤。

　　在宁夏，刘斌跟着父亲干了18年。与刚毕业时的豪情万丈不同，刘斌领悟到，种粮得做好长期准备，投入下去不是三五年就能回本的，很多时候得硬着头皮走出一条路，“靠的是坚持”。

　　2021年，刘文豹75岁了，一家人回到家乡襄阳，在距离鱼梁洲百公里外的枣阳市王城、兴隆两镇流转土地总计2100亩，刘斌和刘杰接棒种粮，办起家庭农场。

　　刘斌介绍，2023年收割季节，当地阴雨连绵，堆积如山的麦子在潮湿和闷热中品质大降，家里一咬牙投入60多万元买了两台烘干机，一天就可以处理20万斤粮食。

　　他曾看到乡亲们挨饿，连稻谷的谷壳、树皮都拿来磨粉吃。这让刘文豹有了最朴素的粮食安全观，“现在很多人说有钱就行，但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上世纪80年代初，不少乡村的土地上还在铁犁牛耕，农机手出身的刘文豹先租后买，让拖拉机在垦荒的土地上“唱起了歌”。“凭借农机，当时一家人就种了上百农户规模的地。”

　　当时刘文豹迟迟不愿打赤脚下水田拍照，问他为什么，他笑大家的观念落伍跟不上现代农业节奏。“你们还以为农民的形象就是打赤脚种田呢？我在这黄河滩上种几千亩水稻，不仅不请人帮工，而且都是穿皮鞋，因为全程机械化，水利自动化。”

　　他们为自家拖拉机安装了GPS辅助设备，无需人工测量，拖拉机在田间作业时就能自动绘制地块图形、计算面积，并通过手机实时显示动态信息。在他们的农场里，无人机能在1小时内对100-200亩土地施药，完成上千亩土地施药也就是1天工夫，效率是人工的百倍；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的季节，无人机更是大显神通。

　　接过父亲接力棒的刘斌感慨，农业跟工业不一样，没办法标准化，一片田有一片田的情况，哪一片田什么时候播种打药都决定了产量收益。

　　在求学期间系统学习了遗传育种与作物栽培，让刘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举例，不必说伪劣种子的防范，就是在一个省产量高的品种，到另一个省可能也不行，因为气候变化、病害不一样。“规模种植放大了科学决策的分量，普通农户种两亩地，苗不好还可补种；但大户若选错种子，损失动辄数十万元。”

　　2024年4月，在山东寿光，与两个儿子一起登上第二届“贾思勰农业奖”颁奖台时，刘文豹内心波澜涌动。他自己一生得奖无数，但这还是第一次父子三人同时被表彰。年轻时，他的心愿是“这辈子要多种粮”，如今后继有人了。

　　随父亲跟土地打交道22年，回忆过往，刘斌坦言，种粮这么苦，不是没有羡慕过留在城里同学的多彩生活，但看到每逢丰收季，父亲脸上舒展开来的皱纹、眼里的光，“又觉得脚下这土地，一旦通过它的层层考验，双手就能摸到麦穗般饱满的踏实感、成就感”。

　　在这个80后青年眼中，从拓荒种地到流转农田经营，全家正踏在新的时代节点上——农村以前还能种田的老人如今大多70岁以上，种不动了；周边打零工机会多起来，收入远比种田多，单户种田不划算。由此，闲置的农田开始连成片，为规模经营提供了机会。

　　刘斌说，国家需要年轻人种田，家庭农场守着土地，就如同守着大国粮仓的安全红线。“这既是新机遇，也是新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