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来一个时期看，全球能源供给侧结构性变化趋势更加明晰，美国超过沙特、俄罗斯，成为最大产油国。正常情况下，长周期看全球能源供给侧依然充裕。世界经济对于能源的需求在下降，如果再加上新能源替代，非化石能源石油和化石能源煤炭占比都会下降。

　　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伊以冲突后，全球能源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长周期看供过于求转向供不应求，这使全球能源格局扭转甚至扭曲，处于非市场因素主导的能源关系变化的特殊时期。原来处于“资源魔咒”中的国家，依靠资源和具有的实体经济优势增加了国际能源大博弈的能力，美欧则连续两年多陷入主要由能源供给危机导致的高通胀。欧洲经济原来依靠俄罗斯低价能源，有“北溪一号”、亚马尔-欧洲管道、途经乌克兰的管道、土耳其管道（蓝溪和土溪）和俄-欧输气管线。俄-欧输气管线起于俄罗斯秋明州北部的乌连戈伊气田，分六条线路通往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六个重要地区，年输气能力为2000亿立方米，其中从乌连戈伊至乌克兰乌日哥罗德管道是向中、西欧供气的出口管道，与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连接，合称俄-欧输气管，年输气量达320亿立方米。乌克兰危机之前，默克尔和普京达成了一个重大项目，修建一条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北溪二号”管道。管线修通以后，德国实际上就能成为欧洲能源供应中心，成为向欧洲其他国家提供能源供应的批发商，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乌克兰危机之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北溪二号”关闭，“北溪一号”供气也同时停止。在美西方升级对俄能源制裁及北溪管道受损的影响下，欧洲由与俄进行能源合作，转向依赖美国高价能源供应，欧洲主要天然气进口渠道由管道气逐步转为液化天然气LNG（Liquefied Natural Gas），与美LNG贸易关系空前加强，不仅加速了欧洲的高通胀，也使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加紧密。

　　北溪管道被炸导致能源的供求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欧盟将电动汽车替代传统能源汽车的时间向后推迟5年。欧洲在《巴黎协定》签署时，承诺将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该承诺时间比中国早了10年。原来计划2030年实现欧洲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对传统能源汽车的完全替代，目前看这个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靠欧盟自身实现汽车转型难度很大。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电动汽车对欧洲能源转型绝对是助力而非冲击，况且绝大部分出口欧洲的电动车，是欧洲企业在中国实现转型后生产的产品。经过接近半年的谈判与磨合，最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紧跟美国推出的对华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的脚步，在德国、挪威、瑞典、匈牙利等国对此都表示反对，12个国家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对华电动车征税的决议。由此可以推断，欧、美、俄、中、OPEC等国家和地区，将围绕能源供需开展新一轮激烈博弈，全球能源市场仍将继续震荡，受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不断升级、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OPEC＋）限产等影响，能源安全成为很多经济体的优先议题，而对绿色减排和已经作出的减排承诺，包括电动汽车对传统能源汽车的替代，都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地顺势实现了市场多元化，满足了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天然气消费每年呈现10%的增长。目前天然气管道主要有：中亚天然气管道，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全长约1万公里；中巴油气管道，依托中巴经济走廊，通过瓜达尔港由陆路输往中国；中缅油气管道，于2013年投产，截至2023年底向国内累计输送天然气416.74亿立方米，向国内累计输送原油超过6600万吨；海上进口通道，由中东航线、非洲航线、南美航线组成；中俄油气管道，由于俄罗斯能源丰厚，石油储量全球第三，天然气储量全球第一，从而成为中国能源重要来源地。中国目前已有28个石油进口来源地国家，其中与俄罗斯等国家更是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全球绿色低碳技术竞争更为激烈，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电池、生物燃料等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氢能、核能也进入快速发展期。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ETS）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实际运行的ETS达到28个，覆盖的排放量约90亿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7%，以碳为重点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正在形成。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4年碳定价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碳定价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040亿美元，世界有75种正在运行的碳定价机制。据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2020年全球风光发电量占比约为9.8%，2050年风光发电将提供全球超过50%的电能，而传统的化石能源（石油、煤和天然气）占比将从目前的60%左右降低至不足四分之一。预计至2050年，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太阳能成本不断下降，至2044年将占全球发电量的一半以上，预计从2020年到2050年天然气和石油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从23.93%降至7.78%。在目前油价上涨的大环境下，氢能源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的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对氢能源的需求将超过1.5亿吨，产业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

　　中国切切实实履行承诺，在新能源发展和对传统能源的替代、节能降耗减排、绿色发展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中国于2019年提前完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目标。特别是自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中国的风电、光伏累计装机量于2023年底达到10.5亿千瓦，占全球新能源总装机量的四成；新能源汽车销售接近950万辆，连续9年居全球第一位。中国于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9年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先后提出发展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低碳产业，积极推动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全球能源监测”2024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建设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容量“几乎是其他地区总和的两倍”。在中国，目前共有339吉瓦（1吉瓦＝10亿瓦）的风能和太阳能产能在建设中，其中包括159吉瓦的风能和180吉瓦的太阳能。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排名第二的美国，美国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在建发电产能仅略高于中国的1／10，为40吉瓦。建设速度的鲜明对比表明了中国致力于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积极性。

　　根据CWP2023（2023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风电市场及最大风电装备制造基地，中国风电零部件及整机产量占据全球60%以上市场份额，关键零部件的产量占到全球市场的70%。风电主机产能已达到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关键零部件产量达到全球市场的70%。近年来，全球每年新增风电装机有40%～50%来自中国，中国拥有完整的风电供应链、产业链，风电全球竞争优势增强、成本逐年下降。目前，在中国制造电池板的成本比在美国低60%，美国有超过80%的太阳能电池板是中国制造。中国是世界矿物原料和加工品的主要出口国，全球60%至70%的钴和锂都在中国精炼。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60%，在光伏主要生产环节产能的全球占比均超80%，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多晶硅、约98%的太阳能硅片、85%以上的太阳能电池、80%以上的光伏组件。中国在电池组件制造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生产了全球97%的合成阳极、79%的天然阳极和70%的阴极，占全球锂离子电池产量的79%。中国在能源深度转型中创造了新的优势，但西方一方面呼吁减少化石能源，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动贸易战，这不仅是典型的双标，而且是对所谓西方文明与道德的莫大讽刺。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产生的碳排放量与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排放量相当。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80%，这些国家有责任也有能力率先垂范。人类社会要拯救地球，离不开东西方文明携手，放下彼此的争斗，相互学习借鉴，共同维护人类永续生存的地球生态与环境。

　　全球产业转移要素重组加速，除了产业转移内在规律和由于科技革命推动世界产业格局重大变化外，本轮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和重构更多由于非经济因素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世界各国经济分工与交易不断变革形成新链接关系的必然结果。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世界各国（地区）之间跨越国界的生产分工，受生产要素分布、科技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因素影响，进行着渐进式演化或者结构性变革。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三种主要的国际分工形式，是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推动力，其中产品内分工占据主导地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和要素重组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全球产业转移要素重组的历史看，第一阶段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下半叶，英国蒸汽机发明和应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手工作坊向机械化生产转变，成为全球纺织业、煤炭开采和钢铁制造等行业的先驱，随后向欧洲大陆和北美扩散。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低技术密度的制造业，如钢铁、纺织、日化和普通工业机械等，从美国和欧洲向日本和西欧其他国家转移。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从日本向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转移。第四阶段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产能输出国主要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承接地主要是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部分产业开始寻找更低成本的生产基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成为新的承接地。第五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中国一方面是全球制造业的主要承接国，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美国对华的脱钩断链，部分产业开始向其他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随着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推进，全球产业转移要素重组，企业开始寻找成本更低、资源更丰富或市场更大的地区进行生产；随着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许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向这些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形成了所谓的“全球制造工厂”。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不断的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中排列组合。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集群中心的国家，通过流通配置资源与调整布局的方式，发挥全球产业公共性平台载体功能。一般情况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趋势和规律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从高度工业化和开放的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如全球钢铁产业转移，从欧洲转向美国，从美国转向日本、西德，从日本、西德转向“亚洲四小龙”，从“亚洲四小龙”转向中国等国家。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向创新能力更强的国家和区域转移，高技术产业的地理分布伴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转移而变化，一些先进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产业重组进程加快。三是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结构性变化，包括贸易的流量、流向、结构、规模的调整与变革，全球中间品贸易急剧增长。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向外转移的过程中，中间品贸易的出口占比通常为65%～75%。2023年，中国出口中间品11.24万亿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7.3%。四是头部企业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企业和生产环节转移，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排列组合的主要推力，在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及投资制度日益便利化自由化的时期，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分布不断变化，生产外包和离岸外包驱动是重要的产业链供应链链接与组合的方式。

　　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多年经历低通胀、高增长的基石。产业链供应链中心集中在美国期间，大量的廉价移民劳工进入美国，从而压低了美国的名义工资，美国劳工工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从而保证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产业链供应链中心在中国的时候，大量农民工进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在名义工资和社会福利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下，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商品输出美国，提高了美国实际工资的购买力，维持了美国长达几十年的低通胀、高福利和市场繁荣。而欧洲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依靠廉价的俄罗斯能源、矿产资源和粮食，维持了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另一方面，依靠制造品转换为贸易品出口到中国等市场，维持了欧洲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所以，可以缩短或者改变的是分工简单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复杂多维和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数字化、智能化、供应链化、资本化和相互嵌套将成为重构产业链基础性逻辑。

　　在持续几十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体系中，隐含了两个新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关系的重构与支撑：一个是尼尔·弗格森所称的“Chimerica”（中美国）。另一个是Zoltan Polzsar提出的“Eurussia”（俄欧陆）。这两个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关系延续了美国和欧洲依靠强大的、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供应链生命周期：欧盟支付欧元购买廉价的俄罗斯能源，美国支付美元购买廉价的中国商品。中国、俄罗斯则按照以美国为主导所形成的国际贸易规则，将依靠本国资源优势包括低成本的劳动力等所形成的贸易盈余向G7等发达经济体缴纳，或者变成低价输出的商品，或者变成购买G7国家的金融资产。在某种程度上，二战以后形成的产业链供应关系和体系，就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中形成的经济关联和产业关联，其基础是美西方主导的投资规则、贸易规则和产业链供应链构成优势。所有参与方都能在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原则下不同程度获益，表面上维持了基于规则的稳定，建立了基于对这种体系信任的分工与交易，但利益分配的失衡与分歧只有在对这种体系的信任前提下，才能和平且妥善地解决，如果这种规则和体系包括对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的信任一旦失去，全球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繁荣和稳定可能遭受威胁。许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纵横交错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无法独善其身，许多的关键中间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生产和制造出来，只有安全和开放的产业链供应链通道才能确保这些产品各得其所。

　　近年来，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这是正在发生的新一轮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的全新特点。美国出于对中国已经形成的制造业竞争力的畏惧，因而，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其在全球经济布局特别是人为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以各种借口推动“去中国化”的进程，使地缘政治冲突的后果以非经济规律的悖论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脱钩断链，这非但不会改善和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反而恶化了产业链供应链问题，成为影响全球产业合理分工交易与布局的“恶性毒瘤”，增加了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成本，形成愈加严重的恶性循环，二战以来建立的产业链供应链正常关系和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自然联系和相互嵌套关系，被送上了“任人宰割”的砧板。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批评了这种现象，认为由于美国“敌视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停止了扩张”。所以，“全球经济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正是地缘政治”。与此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越来越多国家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多地体现自身的利益与诉求，二者的冲突使得传统的多边贸易体制愈来愈难以协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受到冲击。

　　现在，一个国家拥有独立的产业链时代已经结束，特别是产业链分工比较密集的产业，例如，半导体产业分布在全球120个国家，形成全球产业链。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和平时代是有效的，对推动世界经济和世界制造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一旦发生战争和冲突——无论是“热战”还是“经济战”，这些产业链供应链将受到冲击、肢解乃至重构。一些国家则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实行霸凌行径，不仅频频“毁约”“退群”，严重冲击了基于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而且把产业链供应链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一些国家错误地以“脱钩断链”“去风险”等名义，切割几十年形成的正常产业链供应链，把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套的产业链供应链“武器化”，不仅加大了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巨大成本，而且对全人类的总体福祉造成严重伤害。

　　原本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一国产业链供应链由于全球分工与交易的迭代组合产生相互依赖的关系，可以抵御外部冲击或受到冲击后能很快恢复，维持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环环相扣、供应链前后端动态平衡。但美国带头切割全球产业关系，导致全球供应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需求急剧上升。在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和美国加大对华贸易限制的背景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以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思维，重新评估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及与之相关的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性和脆弱性，加大政府关于产业政策支持的力度，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本岸化和区域化，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政府干预，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演进过程将长期处于扭曲状态。

　　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正在推动基于战略价值链的产业链供应链垂直整合，力图构造一个聚焦关键性新兴技术的竞争性产业体系，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这已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工具。以重构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和矿产资源体系为例，2022年8月美国颁布实施《芯片与科学法案》，强化半导体产业产供链安全，发布对先进半导体及其制造所需设备的出口限制，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财政补贴支持半导体产业链近岸化和本土化。如《通胀削减法案》其中一项规定是，汽车电池中矿物总价值的40%必须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并且这一比例还将逐渐上升，2026年将达到80%。2023年11月，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就《关键原材料法案》达成协议，为欧盟关键原材料产供链的本土化提供法律保障，确保关键原材料供应的安全、韧性和可持续。欧洲2023年9月发布《芯片法案》，计划到2030年将欧盟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从目前占10%提高到至少占20%。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半导体和数字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半导体、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的国家战略，支持企业回迁和加强产业韧性。韩国于2023年3月30日通过“K-Chips法案”，旨在扶持本土半导体产业发展。2023年6月，荷兰对光刻机实施出口限制并与美日组成“芯片联盟”，以共同技术安全为由，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与此同时，重构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盟机制开始出现，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美日荷“秘密协议”、64家企业组成的“半导体联盟”等，推动在华的外国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向东南亚、北美等地区转移。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趋势性特征还有智能化和绿色化，这对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和系统性节能减碳影响深远。人类将进入引导人工智能和逻辑规则的商业主导生产时代，由此将引发产业链供应链跃升并产生质的飞跃。中国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5G、6G万物互联技术的领先优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技术为主要突破口的新技术革命，加上中国制造业规模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体系，集成优势将从蓄势待发进入要素耦合迭加和创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蓬勃生机，推动酝酿全球创新格局重大调整，或将引发新一轮工业革命，推动形成主导和引领全球前沿的未来产业。当前美国和一些国家对中国优势产能的遏制、打压、围堵，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支撑的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体再造和跃升前夜遭遇的逆流与寒冬。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集成能力，将支撑中国在不远的未来创造新的生活场景、生产场景、服务场景和社会治理场景，数字经济赋能下蓬勃发展的崭新中国将会呈现在世界面前。当然，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在加快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正在成为21世纪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基础要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已进入快速上升期，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加速迭代升级，构建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各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2021年日本将《绿色增长战略》更新为《2050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旨在加快能源和工业部门结构转型；2022年8月，美国实施《通胀削减法案》，加大政府投资推进清洁能源低碳转型；2023年1月，欧盟推出“绿色协议产业计划”，从监管环境、融资、技能人才和贸易四个方面推动建立强大而有韧性的产业链；印度通过《2022年节能修正案》推动节能产业转型并建立全国碳市场。

　　从产业链供应链的历史演进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分工交易和流通格局深度调整，这应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而非阻碍世界经济正常发展的力量。根据麦迪逊数据库测算，1000年至1700年全球经济增量仅仅是公元1年至1000年经济增量的16倍，而1970年至2010年全球经济增量是公元1年至1000年经济增量的2300多倍，其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继续链接还是切割断链，正处于艰难的历史抉择期，美国作为二战以后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正常发展的难点和痛点的制造者，通过“小院高墙”“长臂管辖”、组建所谓“技术联盟”等手段限制技术出口，使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地缘经济面临的风险急剧上升。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加之巴以冲突、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受到冲击，同时美西方推动人为的“去中国化”，这导致全球重构产业链供应链成本高昂、代价巨大，经济全球化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问题愈加严重。因此，必须加快形成应对全球供应链挑战的共识与方案，形成多边主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成为21世纪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抵御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恶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的冲击；坚决反对和抵制把产业链供应链“武器化”，避免产业链供应链相互封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迫中断、地区危机造成的物流中断、战争导致的全球经济联系中断，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使所有参与者不仅有稳定的相互关联和嵌套关系，还能获得共享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