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面简称《建议》），对二〇三五年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梳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的由来及其基本内涵，对我们认识五年规划和《建议》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上重要表现之一是为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种生产的盲目性必然导致社会性的巨大的浪费，这是产品相对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重要推因。由此，他们设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通过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人力、物力、财力与自然资源会最合理最有效利用。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人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其后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十六大上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在苏联的诞生。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适应了苏联快速工业化和国家安全建设的需求。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已经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工业总产值迅速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正如丘吉尔说的：“斯大林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弹的强国。”正是由于苏联的五年计划拥有如此惊人的绩效，这一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为成为二战后诞生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纷纷效仿。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基本方向、坚持改革发展以惠及人民大众为目标，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取得举世瞩目成功的基本经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深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些深刻论述廓清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在此基础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仅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党和政府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发挥好党和政府在制定、实施国家战略规划中的特殊作用，以此指导全局工作、克服市场失灵。当然，党和政府在制定、实施国家战略规划中的作用，应该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未来五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鉴于此，从“十一五”起（2006年-2010年），“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一字之差，显示出党和政府对发展内涵的认识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理念、政府职能等方面的重大变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延安，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战略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旧中国伤痕累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着手谋划新中国的发展，在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先后提出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思想。

　　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就在1953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把工业化具体目标，即“要建立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等”。这一认识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得到再次强调。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又把“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总纲中。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较早地把“现代科学文化”列入现代化的目标之中。这样，随着党的认识的发展，四个现代化内涵被确定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二战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策源地，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1977年前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与对外交流的日益活跃，党的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现代化的标准已经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而产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现代化目标确定后，设计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步骤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了。这集中体现为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设计、“三步走”战略构想、“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等。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重申了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从国际国内发展现状出发，把现代化目标调整为70年时间跨度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1990年和2000年，“三步走”战略前两个历史阶段任务的完成，党中央在党的十五大将第三步细化三个阶段：即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完成之际，如何根据新的历史背景进行新的战略部署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的30年又规划了“新征程”的两个阶段目标：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